試想若有一天美國東海岸受外邦襲擊，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頂尖文理學院斯沃斯莫爾（Swarthmore）的師生不得不轉移到西南部原住民聚集的新墨西哥州，合併辦學，將是怎樣的情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下稱《聯大》）的作者易社強（John Israel）向英文版讀者提出這個問題。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抗日戰爭硝煙延燒到華北時，三所地處京津的著名大學——北大、清華、南開，正是像這樣舉校內遷至雲南，共同創設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易社強是美國弗吉尼亞（Virginia）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研究，早年師從美國漢學巨擘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他另一個身份是西南聯大榮譽校友。這位美國學者與遠在萬里之外的中國大學結緣，始於某次受前聯大訓導長查良釗之邀，參加聯大校友的台北聚會；其後，在另一次紐約聚會上，在場聯大人共同舉杯，宣佈他為榮譽校友。這一稱號由此而來。
動筆撰寫《聯大》之前，易社強的初始研究工作已進行了20年。其間，他訪問散落於世界各地的聯大師生和故人，整理卷帙浩繁的文獻資料。聯大人留下了汗牛充棟的回憶錄、檔案和文選，但要從這些蕪雜的史料中整理出清晰脈絡，殊非易事，《聯大》的成書難度可想而知。
聯大是一所迫於形勢而生的「臨時」高校，但辦學的短短九年（1937-1946）間，它卻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聯大群星閃耀，院系教授中，陳寅恪、聞一多、錢穆、馮友蘭、費孝通、曾昭掄、吳大猷，無一不是學界巨匠；聯大的畢業生同樣人才濟濟，作家汪曾祺、台灣自由主義先鋒殷海光，以及兩位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都曾是聯大學子。
其實聯大及其相關名人的概況，中國讀者大抵略有知曉，然而像三校內遷如何籌畫謀定，師生怎樣跋涉入滇，聯大人何以應對艱難時世，這些問題都鮮為人知，《聯大》一書則抽絲剝繭，一一作解。正如早年執教聯大的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棣所言，它是「迄今最佳的聯大校史」。
好的史書，既強調「人」的作用，又不缺乏對思想、制度等抽象層面的思考，《聯大》一書正是如此。關於「人」的述寫，書中最生動的部分之一是三校師生的「長征」，1937年，聯大「旅行團」從長沙出發，穿越湘、貴、滇，抵達昆明，途中歷盡艱險。在鄉間過夜時，他們曾寄宿在舊廟，周圍是猙獰的塑像，還停著一口棺木。即便進了城，滿身風塵的學生走進浴室，卻發現浴缸太髒，一名化學系學生不得不去弄了兩瓶高錳酸鉀消毒。然而這次跋涉也讓城市裡華服美饌的書生第一次接近大地。湖南中部的鄉村景色，湘西、貴州的自然奇觀，都令旅行團成員難忘。在貴州參觀溶洞時，學生們聽到洞裡傳來歌聲，教授聞一多用男低音唱著西文歌《桑塔•露琪亞》和《胡安妮塔》，讚頌大自然之瑰美。
「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抵達昆明只是九年艱苦歲月的開端。隨著抗戰形勢陷入低谷、物價飛升、政府補貼日益減少，聯大師生的生活日益捉襟見肘。有學生靠一身長袍過了五年；有人洗完僅有的衣服曬在太陽下，自己去睡午覺，等衣服乾了再穿上。一張英文報，可以先練習英文閱讀，再用背面寫筆記，最後還能用作手紙。堅持教學的教師們生活也不再優渥：清華校長梅貽琦的夫人、哲學家馮友蘭的夫人都自製糕點出售，政治學教授錢端升賣了大衣，有天卻正巧在街上看到別人穿著這件大衣走過。
經濟上的困窘不是唯一考驗，聯大人還不得不面對日軍空襲的威脅。「跑警報」成了家常便飯。易社強寫道，每次跑警報，金嶽霖教授都會隨身攜帶《認識論》手稿，這是他近30年的心血。在山間的避難地，他乾脆坐在手稿上，嚴防丟失。然而一天警報解除後，他在回城路上卻發現落下了手稿，趕緊返回時，手稿已不翼而飛。他只好坐下重寫70萬字書稿。
在極其惡劣的物質條件下，聯大師生盡可能保持學術水平。物理、化學系自己設計製作簡陋的實驗儀器，使科研不至於中斷，文科教師則憑藉圖書館為數不多的藏書和強大的記憶力編寫教材。晚上，學生衝進圖書館搶佔數量有限的明亮位置；昆明城中的小茶館也成了學生聚集地，只花幾分錢，他們就能有一整晚的時間在這裡學習、討論。作家林語堂來訪問時，曾評價聯大學生「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政宣課「三民主義」應付了賬
易社強對聯大的剖析並不囿於個體的「人」。從運動與思潮的視角來看，書中有兩條清晰脈絡。一是學生運動的發展軌跡，從早期左右兩派在校園中相互競爭，博取支持；到1941年新四軍事件（皖南事變）後校園左派受打壓，陷入沉寂；再到抗戰接近尾聲後政權的正統性受質疑，左派思潮重獲同情。
另一條脈絡是大學為維持學術自由，與官方控制所作的不懈抗爭。1939年，重慶教育部增設名為「三民主義」的大學必修課，課時橫跨一學年，內容是經官方教條化的、被蔣介石稱為「教育的最高準則」的孫中山思想，事實上就是政府的「黨化」教育。聯大迫於壓力開設了這門課，但即使教育部規定必須通過這門課才能畢業，聯大卻從未遵守過，只是自行授予學分，師生一起應付了賬，以至於多年以後，許多校友完全不記得曾有這樣一門課。
對軍訓則是消極抗爭。軍閥的惡劣形象、全面抗戰前政府的姑息政策，都令學生對軍隊印象不佳。而雖然在戰火籠罩下，軍訓的內容幾乎只有「立正」、「稍息」、轉向，極少實彈訓練，導致多數學生認為它毫無用處，不過是「一個笑柄」。屢經改革後，軍訓終於在1945年被取消。
聯大的校訓是「剛毅堅卓」，勉勵學子在艱苦的環境裡繼續上下求索；而學術之上，還有陳寅恪所言的「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於國難中蔭庇知識、延續文脈，對言論思想兼容並蓄，維護個人探索真理的權利，這些都是聯大留給後人的寶貴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