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區往事

《沉香屑第二爐香》的蜜秋兒一家,住在港島西營盤高街。張愛玲寫這條街崎嶇不平,因而得名。是否果真如此,好像也沒人知道。高街是山腰上的一橫,列於其下、與之平行的三條橫街,分別叫第一街、第二街和第三街。因此也有人說,高街本應依序叫「第四街」,但華人文化裡,「四」是大忌諱,便小心翼翼地改了個「高」字。

大概就是命中帶「四」的緣故,高街總有些邪乎。香港本土文化一向敬鬼神而不怎麼遠之,又三句離不了地產樓房,兩大熱門話題跨界合作,就有了個地方特色濃郁的「凶宅大全」網站。租房買樓客們可以輸入地址關鍵詞,搜索相中的樓盤或街道,看看是不是與無頭懸案或無名女屍有什麼瓜葛。上去一找就能發現,短短一條高街,凶宅委實不少。

用谷歌搜索高街更不得了,輸入這兩個字,搜索欄彈出的唯一一個聯想條目就是「高街鬼屋」。這座遠近馳名的鬼屋坐鎮高街二號多年,曾經是一家精神病院,日佔時期據說是日軍私刑審訊和濫殺囚犯的場所,冤魂無數。如今那鬼屋基本被拆殆盡,只留薄薄一面灰磚外牆,本身也改作了「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但傳說永遠比建築更恆久。有次夜晚坐車經過,猛見一襲白衣裙伶伶仃仃坐在高街二號石欄杆上,不由心驚。轉頭再看,原來只是電影取景罷了,八成也是部鬼片奇譚。

東西走向的第一、第二、第三與高街,與南北走向的西邊街、正街、東邊街一起,四橫三縱,交織成港島西北山坡上的一塊格子棋盤。這塊棋盤是香港最早的華人聚居區之一。十九世紀中,太平天國運動在兩廣鬧得不可開交,不少民眾不堪「長毛」侵擾,逃難到開埠不久的英國租界。香港當局便劃出這片區域,安置難民。此後多年,中原戰火不斷,百姓流離,南下避秦,這段不長不短的歷史,也可以說就是從西區這塊棋盤肇始的。

居中貫穿四條橫街的正街,有「奪命斜」的諢號,因其依著山勢而建,傾斜角度居全港街道之冠。這兩年正街上修了行人自動扶梯,多虧了它,這斜到天邊的街終於不再奪命。

港島西北有不止一處自動扶梯,都從海邊搭到山上,連結山下的市井零碎和半山的貴氣逼人。有學者研究過著名的中環自動扶梯,認為這套扶梯自下而上,正是香港社會分層的絕佳寫照。正如山峰海拔增高,植被不斷變化一樣,從自動扶梯的入口一路向上,街景也從老舊雜貨店、街市攤檔、中式茶樓,變作酒吧、西餐館,直至出口那頭的半山豪宅林立。正街也是如此:底下是海味檔、中醫診所,高處則是般咸道的豪宅名校。英皇書院、聖保羅書院、香港大學,皆雲集於此。

高街曾經是個尷尬的存在,雖然名叫「high」,卻與「高級」、「高端」扯不上太大關係。與半山僅僅隔了一個街口,這條街的樓價就因此低了幾個層次,街邊多是些修車鋪、五金小店和粥粉麵館。但由於正街自動扶梯開通,交通便捷,高街終於土鱉翻身,異國餐廳、酒吧咖啡店和服務式公寓開了滿街,原先的街坊小店卻像多米諾骨牌一般成片倒閉。如今高街的週末夜,觥籌交錯,笑語不斷,儼然是中環SOHO區的翻版;不遠處鬼屋默立,兩廂映襯,顯得有些黯然。

我曾是高街住客,當時住處的地址欄裡,數字無一不是「四」,還沒算上高街自帶那個「第四」。三年前中元節的晚上,沿那還是「奪命斜」的正街往下,轉入高街,修車鋪、五金店早已打烊,路口有人在燒紙錢,火星與飛灰飄滿寂靜的街。三年後,高街燈火如晝,燒紙錢慰亡魂,那都已是前朝往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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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仔今昔

跨國企業在香港,似乎總會得到個正宗本地風味的暱稱。麥當勞成了人們口中的「麥記」,儼然一家中式酒樓老字號;開滿大街小巷的7-ELEVEN便利店則被叫作「七仔」,謂其個頭小巧,謂其惹人喜愛,像阿媽喊阿仔一樣親切。店裡賣的熟食是雲吞蝦餃魚蛋糯米雞,樣樣不少,地道港產風味。

七仔在香港是大隱隱於市。周圍是金店奢侈品廊也好,鎖鋪汽水攤也罷,這紅綠白便利店開在其間,也都能渾然一體而不覺突兀。香港寸土寸金,於是本來就追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不靠身量取勝的便利店,便愈發理直氣壯地走起了迷你路線。小小店面裡,貨架滿溢,過道狹窄,不止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若有身形不大苗條者,通過時恐怕還需側身收腹踮腳。幸好顧客多半也不介意跳跳芭蕾,若不慎與人磕碰,也是一兩句「唔好意思」和「唔緊要」便可化解的。

香港是全球7-ELEVEN便利店密度第二高的城市,僅次於澳門。七仔在香港的歷史不算長,第一家門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才在跑馬地開業。而7-ELEVEN公司本身的歷史,則要追溯到二十年代的美國。

1927年,美國德州達拉斯某個製冰廠附近開了家簡陋的小店,出售牛奶、麵包之類的食品。冰廠有大量冰塊供應,小店借此東風,保證食品新鮮供應,於是一炮打響。

達拉斯是牛仔的故鄉,卻也盛產便利店。除7-ELEVEN以外,另一家便利店連鎖巨頭Circle K同樣發源於此。或許便利店是「西部之子」並非偶然。美國中西部地廣人稀,是公路文化的發軔之地。與之血脈相連的還有美式速食。正是當年停車在高速路旁買漢堡炸雞的自駕一族,撐起了包括麥當勞、肯德基在內一眾快餐連鎖的發展。至於7-ELEVEN,雖然溯其源頭與公路關係不大,但興起在中西部,同樣在某程度上仰賴當地的環境。賣場超市相距遙遙,開車去囤貨,來回都要老半天,便利店的出現則令日常雜貨觸手可及。或許還有心理因素吧,設想行車在廣袤無人的山地荒原,遠處出現指示牌,邀你停車休憩片刻,有飲料與三明治招待,這對於奔波在路上的人來說,如何不是極大的慰藉呢?

最早時7-ELEVEN名叫「Tote’m Store」,一詞雙關,既指顧客們「拎著商品」(tote them)離開,又取「圖騰」的「totem」之義。這個名字的由來,是有家分店半開玩笑地從阿拉斯加千里迢迢搬來一根圖騰柱(totem pole)擺在門口,招徠顧客,此舉大受歡迎,還被推而廣之。其他分店門口也紛紛樹起了圖騰柱。

7-ELEVEN後來改名,則是為了突出它的新營業時間,即上午7時至晚上11時。這在當時可是創舉。在強烈的市場需求之下,1962年,第一家24小時不打烊的7-ELEVEN終於在德州奧斯丁開業,這又是後話了。

經歷過都市夜歸的人,大多能體會24小時營業店鋪的特殊意義。曾有部港產警匪片,劇情平平,印象深刻的卻是其中一幕,片中人物為躲避殺手跟蹤,衝進路邊一家七仔,終於逃脫厄運。現實當然不像電影那樣誇張,但夜行途中路過燈火通明的便利店,瞥見店員裡外忙碌,微波爐旁有人等待加熱便當,總歸會覺得安心不少。

不過在今天,兩分香港便利店天下的7-ELEVEN和Circle K,都已洗去昔年達拉斯的西部烙印,不再是「美國製造」。Circle K如今是加拿大公司,一家日本財團亦從1991年起成為了7-ELEVEN的最大股東。曾幾何時,草創不久的7-ELEVEN安然渡過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美國經濟大蕭條,在1998年卻瀕臨破產邊緣,多虧有日本金主出手相救,這才躲過關門大吉之虞。東風西風變幻無常,也頗令人感慨。

渡輪往來

若說是海洋成就了香港,大概沒人會有異議。香港一面是島,一面與大陸相連,中間相隔一方不窄不寬的維多利亞灣,又有成串離島像大珠小珠般散落在四圍洋面上。正因為如此,香港的往來交通,總是離不了船。而遠洋大輪固然氣勢非凡,與人們生活最接近的,卻是那每日往返不息、迎送乘客的渡輪。

穿行於港島北與尖沙咀之間的是天星小輪。遊人喜愛天星小輪,就像喜歡一部老電影。從尖沙咀出發,古舊的碼頭。鈴聲響了,閘門打開,船上連排的木座椅,海風摻著機油味吹進船艙。遠望是港島海傍成片的摩天樓,背後的太平山頂燈火點點。香港曾經的名字是維多利亞城,當年的一城一灣,正是同名的孿生姊妹相擁相隨。

且不說別的,光是「天星」這個名字就已美得動人。1890年,香港點亮第一批電燈,當中就包括了中環海邊的德輔道上以電力照明的路燈。八年後的1898年,天星小輪公司初創。維港兩岸雖有零星電燈明滅,繁華夜景卻是絕對談不上的。坐在小輪上,抬頭應該能看到滿天星斗,低頭還有碎銀一樣的月光鋪滿海面。而在今天,星星是看不到了的,但霓虹流轉、電光閃爍,以「星」字為喻,也算是恰如其分。

天星小輪公司的前身,是波斯祆教徒Mithaiwala創立的「九龍渡海小輪公司」。當時雖然不叫「天星」,公司擁有的幾艘渡輪,已分別命名為晨星、晚星、高星和導星。1898年公司被併購,改稱天星小輪。它的英文名「Star Ferry」,出自Mithaiwala喜愛的一首詩歌——英國詩人丁尼生的《過沙洲》(Crossing the Bar)。詩中第一句寫:「日西沉,晚星出,一個呼聲喚我多清楚!」(「Sunset and evening star, and one clear call for me!」,黃杲炘譯本。)直到如今,天星小輪下屬的渡輪還是依照傳統,每一艘的名字裡都包含了一個「星」字。

Mithaiwala信奉的祆教,即人們俗稱的拜火教,其教義認為世界是由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的不斷鬥爭構成的。以明亮的天星為公司命名,或許也暗含了Mithaiwala對光明神靈的無限崇敬吧。

另一些渡輪駛往香港幾個主要離島。多年來離島因與市區之間交通不暢,多數沒有經歷大規模城市化,保留了南方小島的美麗風貌。南丫島、長洲島、大嶼山上的梅窩,都因此成了本地人郊遊度假的好去處。坐半小時的渡輪,就能拋開喧囂,偷得浮生半日閒。

離島之一的青衣因為地理位置關鍵,不但是青馬大橋的其中一端,也是市區與大嶼山機場之間地鐵、巴士線路的必經之地,但昔年的青衣卻連公共輪渡都沒有。張愛玲回憶在香港大學讀書的日子時寫道,同學中有個女孩叫周妙兒,父親與何東爵士齊名,闊得不得了,買了整座青衣島蓋別墅。因渡輪不通,就邀請同窗們攤錢租船去她家玩。父母離異、靠獎學金與母親資助讀書的張愛玲囊中羞澀,難以承擔這筆費用。誰料滄海桑田,短短幾十年後,去青衣的交通方式如此五花八門,讓人幾乎忘了這是一個島嶼。只是當年周家的別墅,也不知今安在了。

隔海相望的澳門,從上環坐一小時水翼船就能抵達。羅大佑《海上花》裡寫「徜徉在起伏的波浪中隱隱地蕩漾」,以這首歌為主題曲的同名電影,故事正是發生在工業化以前的澳門。沒有賭場酒店、紙醉金迷,只有石板路蜿蜒,老房子被闊葉掩映,還有百合花一樣的女主人公。港澳水翼船所連結的,不只是亞洲金融中心和東方蒙特卡洛的高談闊論,也有香城與葡式小鎮之間的喁喁私語。

別為我唱悲傷的歌

西式墓園是頗可以一逛的,一是因為不少墓園都修繕得宜,墓碑與鮮花、樹木融為一體,遠看與公園並無二致。二是因為免了紙錢白幡、瓜果煙酒之類種種,大方走進去就行。沒有東方關於死亡的諸般禁忌,即使逗留稍久,也不覺得壓抑。

早年的許多墓園都分民族、宗教,畢竟在生時日短,死後年月長,讓逝去的親人與同胞作伴長眠,總歸安心些。香港的眾多西式墓園中,當然是基督教、天主教佔了多數,卻也有猶太墳場這樣的少數派。

十九世紀中始建的猶太墳場,地皮是英女王維多利亞頒授的,意在鼓勵猶太社群紮根新殖民地香港。墳場的運作資金則由猶太富商大衛•沙宣(David Sassoon)捐贈。沙宣家族來自巴格達,後來在孟買、東南亞各地及上海、香港經商,因鴉片生意大發其財。且不論沙宣的賺錢方式是否道德,這位擁有英國籍卻不說英語的正統派猶太教徒,素來以慷慨支持慈善事業聞名。從南亞、東南亞到滬、港,都有他出資建造的圖書館、醫院、學校、孤兒院等,香港猶太墳場也在其列。

沙宣的曾孫維克多•沙宣(Victor Sassoon),繼承了先人卓越的經商頭腦。上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他將上海作為商業據點,當年「十里洋場」的地標中,華懋公寓、漢彌爾登大廈、仙樂斯舞廳都出自他的手筆,最著名的則莫過於當年的華懋飯店、後來的和平飯店了。雖沒有曾祖的慈善家盛名,維克多•沙宣在上海時也曾盡力幫助二戰中從歐洲逃難而來的猶太同胞。而作為匯豐銀行的創航股東之一,他與香港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如今的??島薄扶林就有以他命名的沙宣道,霍英東家族大宅、香港大學醫學院都坐落於此。

猶太墳場的第一個歸葬者名叫Leon Bin Baruel,時為1857年。香港開埠早年環境惡劣,又有瘟疫肆虐,當時的殖民者多為單身男性,少有攜眷同來的。也可以說,這位Baruel先生的墓碑亦是猶太人世代顛沛漂泊的一個註腳。

同樣長眠在猶太墳場的還有著名商人伊里·嘉道理(Ellis Kadoorie)。他的兄弟埃利·嘉道理(Elly Kadoorie)早年跟隨維克多?沙宣經商發跡,之後嘉道理兄弟二人聯手打造商業王國。人們耳熟能詳的香港中華電力、山頂纜車、半島酒店背後,都有嘉道理家族的身影。

猶太墳場的墓碑設計大多簡潔,少有華麗裝飾。即便墓主生前腰纏萬貫,死後也不會大興土木,這與猶太傳統中貧富平等的觀念是一致的。

不只墓地低調,香港的猶太社群同樣不事張揚,加上猶太教從不對外傳教,更顯神秘。許多本地市民都不知道的是,鬧市中環就有一座猶太教堂。教堂同樣由沙宣家族贊助,參觀須提前預定,進門要登記****,十分謹慎。然而教堂裡面的氛圍卻大不相同,沒有冗長的佈道,教眾們聚在一起唱詩。臨了,一個隨父母前來的小男孩從工作人員手中接過一條大麵包,笑盈盈地分發給在場所有人。拉比對來參觀的人說,這麵包只代表豐收的喜悅,不是什麼人或神的血肉,不論信不信教,都歡迎一起分享。

猶太民族顛沛多難而生生不息,多少也是拜這低調、達觀的精神所賜吧。正如有首詩裡這樣寫:

「我死了的時候,親愛的,別為我唱悲傷的歌。我墳上不必安插薔薇,也無須濃蔭的柏樹。讓蓋著我的青青的草,淋著雨,也沾著露珠。假如你願意,請記得我;要是你甘心,忘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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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丸有落

駛向銅鑼灣的紅頂小巴,車頭上書「大丸」二字。熟悉本地流行樂的人們大概會想起Twins那首《下一站天后》,頭一句就是「站在大丸前,細心看看我的路」。但走遍銅鑼灣,也找不到這兩個女孩思索人生的所在,因為早在上世紀末的1998年,大丸就已經作別香港。

幾乎整個二十世紀下半葉,大丸百貨公司都是銅鑼灣的絕對地標。它位於百德新街和記利佐治街一帶,六十年代初開幕以來,風光之盛,一時無兩。雖然如今已謝幕退場多年,它的大名還是固執地留存於港人記憶裡,搭乘交通工具時也不願改口,這或多或少都與潛意識裡的大丸情結有關。

大丸情結其來有自,除了因為與這座城市相伴幾十年,更由於當年它帶來了太多「第一」和「全新」。它是香港第一家日式百貨公司,也將春風和煦的日式服務帶到香江。過去飽受商店售貨員白眼襲擊的市民,初逢大丸,自然驚豔。大丸又設有餐室和咖啡座,在先施、永安等本地傳統百貨公司,這是聞所未聞的。

大丸最大的創舉,或許就是引入了開架售貨方式。顧客不但可以隨意看、隨意觸摸,衣帽鞋褲還能任君試穿。這可真是新奇,因為其他地方的商品都和博物館文物差不多,躲在玻璃櫃中,只可遠觀決不可褻玩。戍衛一般的售貨員還會拋出一句「很貴的啊,髒了壞了都得付錢買」,惟恐顧客不被嚇跑。百貨公司竟能如此平易近人,誰也不曾想過。

開架售賣最早出現於十九世紀末芝加哥的馬歇爾•菲爾德(Marshall Field)百貨。首創者塞爾福里奇(Harry Selfridge)曾是一個來自威斯康星的無名小輩,憑著過人才華一步步升為公司高層。後來他轉道英倫,創辦了以自己命名的著名百貨公司,連帶著將牛津街(Oxford Street)變成了倫敦購物天堂。而無論是在當年的芝加哥還是後來的香港,開架售賣引起的轟動並無二致。人們蜂擁而至,許多商品遭偷竊甚至哄搶。然而博弈日久,最終被改變的不是商場,而是顧客。大丸沒有從此將商品束之高閣,顧客卻逐漸習慣了開架售賣,挑選時不疾不徐,購買時理性文明。說是一家百貨改變了一座城市的消費觀,大概也不為過。

開架售賣還帶來更深遠的觀念變革。在大丸,商品觸手可及,光看不買也不是問題。過去的高檔百貨店令普通民眾望而生畏,而大丸大門常開,售貨員永遠微笑,老百姓買不起總還看得起。進來逛一逛,開開眼界、長長見識也挺好。遇上打折減價,手頭碰巧有點餘錢,買個小物什,未嘗負擔不起。窮人富人並肩選購的大丸,打破了所謂上流社會的神秘感,將奢侈品請下神壇,也令平等開放的都市文明更深入人心。

大丸的命運並非一帆風順。每當香港掀起反日浪潮,像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時,處於許多遊行隊伍必經之地的大丸,都得暫時關門歇業,以防騷擾。同是七十年代,大丸更發生過一次煤氣大爆炸,死二人,傷者多達數百人。

大丸最終退出歷史舞台,與銅鑼灣新地標的興起有關。1994年,時代廣場正式落成,令從前攤檔雲集的羅素街一帶景貌為之一新,也帶來了飛漲的地價。「時代」的時代來了,大丸的黃昏也到了。高昂租金加上激烈競爭,兼有金融風暴之下不景氣的市道,終令大丸黯然離場。《下一站天后》後半段唱:「在時代的廣場,誰都總會有獎。」而大丸的昔年榮光,只能在下小巴前喊的那句「大丸有落!」裡追思一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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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與莫理循

說起香港的報業史,不得不提這裡的第一份中文報紙《遐邇貫珍》。它創辦於1853年,介紹時事新聞之餘,也講講西方風土人情、歷史文化。比如創刊號裡就報導了當時方興未艾的太平天國運動,又收錄「伊娑菩喻言」一則。當然,這就是人們所熟悉的「伊索寓言」了。

印製發行《遐邇貫珍》的香港英華書院辦學至今,是本地名校。它誕生於1818年的馬六甲,借著香港開埠東風北遷來港。遷校是十九世紀中期的事,那時距創辦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逝世已有好些年頭了。但如今,不僅英華書院有會社「馬禮遜社」,這位十八世紀的英國傳教士,還以其他方式存在於港人的記憶裡。以他命名的本地建築、道路,比有的港督還要多,包括香港大學馬禮遜堂、上環摩理臣街,還有灣仔的摩理臣山等。

這些都與馬禮遜在中國基督教史上的崇高地位有關。馬禮遜是第一個來華的新教牧師。作為「拓荒者」,在華二十多年,他將《聖經》譯成中文出版,又獨力編著《華英字典》,方便西人學中文。同樣出自他手筆的英華書院,則成為推廣西式教育的樞紐。

歷史的蝴蝶效應,曾將馬禮遜曾與中國近世的一場風暴冥冥相連。第一批由馬禮遜等勸信新教的中國人裡,有一人名叫梁發,格外虔誠。梁發也在馬氏手下協助傳教,寫了本《勸世良言》宣傳教義。廣州府科舉考時,此書在應考者間流傳,花縣來考試的一個年輕人也碰巧讀到。他自恃才高,怎奈屢試不第,大病一場,病中出現種種幻覺。醒後一對照《勸世良言》,這姓洪的年輕人從此堅稱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穌之弟。後來就是建拜上帝會、金田起義、自封天王、立太平天國的故事了。

如今看太平天國運動,會發現它有不少不倫不類、不中不洋的特質,像是一邊拜上帝,一邊搞中式農民起義的有田同耕,這顯然就是馬禮遜等帶來的洋教衝擊傳統觀念,兩相雜糅成的混血孩兒了。至於混得是好是孬,後人自有評說。

其實不止香港有摩理臣街(Morrison Street),千里之外的北京城也曾有過。不是別的,正是赫赫有名的王府井大街。不過此Morrison非彼Morrison,乃是1915年,大總統袁世凱以政治顧問莫理循(George Morrison)命的名。莫理循的住處在當時的王府井大街100號上,即如今王府井亨得利鐘表店所在。而「Morrison Street」這個英文名號,早從1949年起就湮沒在史海裡。

馬莫二人雖同姓「Morrison」,倒不是一家人。馬禮遜是正宗老英,莫理循長在半個地球之外的澳洲。但莫理循與中國淵源之深,實不下於相隔一世紀的馬氏。時人乾脆贈他一個稱號,叫「中國的莫理循」。

莫理循是《泰晤士報》多年的駐北京記者,但他所扮演的角色,早已超越了冷眼旁觀的記錄者。1898年他率先報導沙俄圖謀強租旅順口,1915年又將秘密談判中的《二十一條》披露於世,揭發日本陰謀,國際輿論譁然。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他是中國代表團的技術顧問,嘗試為中國爭取權益,無奈結果不如人意。而雖然擔任袁世凱的政治顧問,莫理循始終都是袁氏稱帝的堅決反對者。

馬、莫經歷有異有同,是性格也是時勢所造。他倆還有一個共同點,是都有個繼承父業的兒子。馬禮遜之子馬儒翰從事政治與外交,但亦努力傳播新教,接棒父親未竟的事業。莫理循之子伊恩長大後也成了《泰晤士報》記者,最終在報導韓戰時罹難於地雷爆炸。這二位小Morrison的作為,都可說是無愧於乃父了。

封面圖片:莫理循西行中國。(來源:http://www.picturechina.com.cn/)

創客:動手造明天

「域名註冊,完成。Facebook帳戶開通,完成。目前剩下的任務嘛,只有組個團隊、找點贊助者了。」2010年,以色列的年輕工程師巴什(Yariv Bash)在自己的臉書(Facebook)主頁上這樣寫。聽起來像個普普通通的項目,商業計劃書或者室內設計比賽?他的下一句,恐怕會把這樣想的人打個猝不及防:「只要他們也想登上月球!」

巴什是非盈利機構「SpaceIL」的創始人。自成立之初,SpaceIL的目標便十分明確,就是在2015年底以前發射以色列第一個登月航天器。一切順利的話,以色列很可能將成為繼前蘇聯、美國和中國三個大國之後,第四個登月成功的國家。而這個宏偉非常的計劃,不過是源自於巴什的一個奇想。

今年四月初,巴什作為2014深圳製匯節(Maker Faire)的嘉賓,與觀眾分享他夢想成真的故事。製匯節起源於美國西岸灣區,如今每年都在灣區以及東岸的紐約舉辦,也在世界各地開展,意在宣揚「創客」文化。此次深圳製匯節,同樣是來自中國以至世界各地「創客」們的一場盛會。


全球掀起創客運動
誰是創客?說來並不玄乎,就是每一個正在動手「創造」的人。2012年,美國科技雜誌《連線》(Wired)前主編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所著的《創客:新工業革命》(Maker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書,令「創客」(Maker)這個詞走進人們的視野。

有人會說,敲敲打打、動手鼓搗,這是老祖宗都會做的事,況且不是早就有「DIY」的概念了嗎?莫非是舊瓶裝新酒?

設想你是一名DIY愛好者,若只是想做一件工藝品,那麼只需手藝靈巧,相信不難辦到;但假如你的創意涉及電子、計算機新技術,在過去,如不依靠專業人士或大企業的協助,恐怕就很難完成了。所幸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中,有賴於科技高速發展,「高端」DIY的門檻也在不斷降低。哪怕普羅大眾,都能以低廉的成本、簡易的設備,把靈感變為真正的作品,甚至可以出售的產品。

舉例來說,如今備受矚目的3D打印機,就是一種普通人都能擁有的生產機器,價錢不貴,身量又小。而人人都能「小規模生產」的時代一旦來臨,無疑將對傳統的「企業、大機器、流水線」生產模式造成巨大顛覆。難怪安德森將這場正在全球掀起的創客運動,視作即將到來的「新工業革命」。

豐富的網絡資源是創客們的巨大財富。藉由網絡建立線上線下的社群平台,創客們可以共享信息、資料,以討論帶來新點子,以至發起小型眾籌,募集資金。「DIY時代過去了,DIT的時代來臨了。」安德森所說的「DIT」就是指「Do It Together」:一起創造。協作精神,正是創客文化的精髓所在。

2010年10月,曾經從事社交媒體開發的李大維,成立了上海第一個創客空間(Hackerspace)——新車間。新車間網站的自述這樣寫道:「向硬件高手、電子藝術家、設計師、DIY愛好者和所有喜歡自己動手鼓搗各種東西的人提供一個開放式的社區、實驗空間和基礎設備。」李大維則戲稱自己是車間工頭。每逢工作日晚上和週末,新車間常會舉辦各種有趣的工作坊、聚會和活動。四月中的日程表裡,就包括相撲機器人製作工作坊,還有免費的Arduino主板入門教學。
在上海之外,中國其他城市也開始擁有自己的創客空間。2011年初成立的北京「創客空間」,各路專業「兵器」一應俱全,小到電鋸、電鑽,大到雕刻機、激光切割機,都能在這裡找到,足以讓前來「動手」的創客們大展拳腳。而深圳的「柴火空間」、杭州的「洋蔥膠囊」,也都成為了本地創客們聚會、討論的必選地點。

「創客空間是個學東西的好地方。我以前不會焊接,去了之後才學會的。假如你也想學點什麽技能,就也去創客空間找人教你吧。」17歲的喬伊•胡迪(Joey Hudy)來自美國,是此次深圳製匯節最年輕的主講嘉賓。胡迪從小熱愛動手發明,遠在他聽說「創客」這個詞之前,已經成為「創造」高手。胡迪14歲時利用空氣壓力原理製作了「超級棉花糖大炮」(Extreme Marshmallow Cannon),令他一「炮」成名,成功打入白宮科學展。總統奧巴馬親自上陣,發射了一顆棉花糖炮彈。而奧巴馬一臉驚奇的搞笑表情,也被各大媒體捕捉,定格在鏡頭裡。

「別閒著無聊了。做點東西吧!」(Don’t be bored. Make something!)胡迪把自己的這句「名言」印在橙色臂環上,戴著它們參加世界各地的創客聚會,也因此結識了許多朋友。目前,胡迪是英特爾(Intel)公司的年輕實習生。他在那裡繼續施展天馬行空的創意,鼓搗新鮮玩意兒,像是可穿戴的電子產品。


校園裡的創客風暴
對於胡迪這樣的少年發明天才來說,能找到「臭味相投」的知己,無疑是一大樂事,也可說是一大幸事。在北京,景山學校的信息技術老師吳俊傑在校內開闢創客空間,一大目的也是想讓志同道合的孩子們找到「髮小」,並肩動手創造。吳俊傑是大陸中小學校園裡「創客教育」的先行者。他指導學生利用新興的Arduino平台開發機器人,還努力推廣程序語言SCRATCH。這種由麻省理工學院2003年設計的程序語言,特點是上手快、容易做出好玩的成果,非常適合教學用途。學生們能輕鬆好玩地學習編程,而非一上來就被技術怪獸嚇跑。

溫州中學的謝作如老師,是創客教育的另一名推行者。他本人的經歷就很神奇:學中文出身,起初是語文老師,後來才大步「跨界」,改教信息技術。他博客的個人簡介「從前寫詩,現在寫程序」,就是對自己的最好刻畫。與吳俊傑一樣,謝作茹也在學校裡探索新的教學模式,以好玩易懂的內容,激發學生興趣,成為新一代小創客。

作為走在第一線的踐行者,吳、謝二人對於中國創客教育的發展前景和阻礙,都有最切身的體會。在他們看來,發展創客教育雖然有大班教學、小班教學、競賽教學等等許多模式,但真正能夠融入大陸現行教育體系的,只能有大班教學這一種。而大班教育效率不高、齊頭並進的缺陷,很可能將成為中國創客的短板。

二人將目光投向對基層教師的培訓上。今年三月,他們就帶著機器人套件來到一個縣城,給老師們做培訓。「有個老師很高興,因為覺得自己的課程可以從此發生改變了。」謝作如說。


創造即玩樂
如何讓年輕人覺得技術是可以馴服的溫順大狗,而非凶神惡煞、不可接近的怪物,一直是世界各國教育者與科技工作者煞費苦心、努力解決的課題。2006年的一天,英國劍橋大學的伊本•厄普頓(Eben Upton)與實驗室的同事們一起喝啤酒聊天,大家對於如今的計算機專業學生基礎越來越糟,都表達了擔憂。他們發現,成長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計算機學生,其中不少在進大學之前就和電腦打了多年交道,對於組裝、編程都有經驗。但今天的家用電腦越來越容易使用,卻難以激發孩子們當一把「黑客」、打入電腦內部來研究的熱情。除此以外,家用電腦機身越做越精緻,卻經不起拆裝、折騰,加之價格日益昂貴,如今捨得孩子解剖家中電腦的家長,恐怕也已越來越少。

幾年努力之下,厄普頓與隊友們終於開發出了適合孩子們「玩耍」的電腦主板,還給它起了個好玩的名字,叫作「樹莓派」(Raspberry PI),LOGO也就是一顆色彩鮮豔的大樹莓。2012年,第一批樹莓派主板面世。它的大小、厚薄都與普通信用卡相仿,十分迷你。

樹莓派附有各種接口,可以接駁顯示器、鼠標、鍵盤和網絡,也可以插入SD卡作為數據儲存器。這就是一台表現頗為不錯的電腦了。不但如此,只要掌握程序語言,孩子們就能輕鬆地與樹莓派對話,發出指令。這比起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普通家用電腦,可是要平易近人得多。更平易近人的則當屬樹莓派二三十美金的價格。由於負責發售的樹莓派基金會是非營利性機構,每塊樹莓派主板都只收取成本費用,目的就在於讓更多家庭都能負擔得起,也令更多孩子學會和電腦交朋友。

針對更年幼的孩子,寓教於樂的玩耍、親子活動,都是帶領他們接觸技術的好方法。親子創客工作坊是此次深圳製匯節的一個亮點。北京一家DIY產品公司的王經理,就地為孩子們帶來了「仿生機械蛙」組裝套件。這種利用仿生原理設計的機械蛙,能夠逼真彈跳,外形憨態可掬。工作坊中,十來個孩子與家長一道,握著螺絲刀凝神組裝,王經理則不時從旁指點。大功告成後,孩子們可以免費把自己的小蛙帶回家。王經理笑著稱讚這些孩子的動手能力,比想像中還要強得多。

故事又說回以色列工程師巴什和他的登月計劃。在教育下一代的問題上,SpaceIL也沒有閒著。巴什說自己的一大願望,就是通過此次發射,重現美國當年的「阿波羅效應」,點燃新一代以色列和全世界孩子對航天的熱情。幾年間,志願者們在以色列各地學校宣講,迄今已向43000多個孩子分享了SpaceIL的故事。SpaceIL與以色列教育部、戴維森研究所(Davidson Institute)合作,推廣創新課程,還和學校老師一起,在課堂上組織學生們開展航天探索項目。


下一站,月球
團隊陣容強大,目標也格外宏偉的巴什,似乎不大符合對於「創客」的一般定義,畢竟登月是國家大事,與工作坊裡的拼拼裝裝、小打小鬧不可同日而語。但換一個角度來看,巴什實現登月夢的故事,正是「分享」、「快樂」、「平等」、「協作」這些創客精神的絕佳詮釋。

2010年,巴什決定參加谷歌公司主辦的「Google Lunar XPRIZE」的比賽。這場比賽2007年啟動邀請全球團隊參與,任務是在2015年底之前發射一枚私人航天器到月球,並向地球傳回數據。為獲勝者設置的豐厚獎金總計高達3000萬美元。很顯然,等到巴什動念加入時,不少團隊已經開跑好幾年了。似乎更糟糕的是,巴什的本行只是計算機和電子工程師,與航天技術攀不上多少關係。

巴什與搞航天的好友聊了聊他的想法,兩人對此都大感興趣。再加上另一個好友,三人組成的初始團隊鼓搗出了航天器的最初設計圖,當然也不忘搶注域名和Facebook頁面。接著他們便開始給各路牛人寫郵件,信中開門見山,說「我們是三個工程師,想發射航天器登月。」收信人則包括「以色列的斯坦福」魏茨曼科學研究院(Weizman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校長扎伊夫曼(Danial Zajfman)教授,以及以色列航天局局長伊斯萊爾(Yitzhak Ben Yisrael)教授寫信。

伊斯萊爾教授的覆信到了,信中提出約見三人。見面後,這位航天局局長說:「你們的設計不怎麼妙,但想法很好。我相信你們,也希望幫助你們。」
就這樣,三個不甚專業的年輕人得到了一批專業牛人的支持。如今,伊斯列爾與扎伊夫曼都是SpaceIL的委員會成員,其餘成員還包括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校長、以色列航太工業集團航天分部(Space Division, IAI)的前主任等等。他們的登月計劃也得到了以國總理佩雷斯的支持。目前SpaceIL除有20個全職員工以外,還有一支優秀的志願者隊伍,包括18名來自各領域的工程師。「人已經太多了,我們不想再招了。」巴什說。他那「組個團隊、找點贊助者」的任務,早就超額完成了。

小說《哈利•波特》裡有這樣一句話:「在霍格沃茨,那些請求幫助的人總是能得到幫助。」而工程師巴什得到的幫助,更是來自於整個國家。不難看出,欲令「創客」們的奇思妙想充分發揮,單靠小圈子的力量還是不夠的,離不開的是業界、政府以至全社會對於「創造」的認可。

SpaceIL的航天器起名「麻雀」(Sparrow),也帶點搞怪好玩的意味。巴什自豪地宣稱,他們登月器將是有史以來最小的一顆。雖然濃縮,卻絕對足料,裝載的設備應用了大量尖端技術。正如中國那句俗語所說的: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猜猜「麻雀」登月之後會發回什麽問候?會不會是大衛•鮑伊(David Bowie)的《太空奇遇》(Space Oddity)裡那句「行星地球一片湛藍」?沒有人知道。但且看創客精神能飛得多遠多高吧。

架不住的「雅」

老家附近有條「避司弄」。從前弄堂口支了個早餐攤,來吃煎餃蘸醋時,老媽指著路牌講故事,說是從前有人被追殺,倉皇逃命,躲進了這條弄堂,這才逃過一劫,弄堂則自此被叫作「避死弄」。「死」字不好聽,人們又用「司」來代替,就成了後來這個古怪的名字。

沒有去考證傳說的真偽,不過無論大城小鎮,總有那麼些地方,得名不過是來自一間店鋪、一條溝渠、幾棵槐樹柳樹杏樹、磨剪子的、打米糕的,只因為顯眼好認,就輕鬆得到「冠名權」。老街坊只求名字喊得清楚、記得明白,俗不俗雅不雅那是讀書人的事,管不了這麼多。直到高門大戶住進來了,搞市政的、做規劃的也跑來了,一聽這路名:「俗!」於是想法子打扮打扮,取半邊字,添一兩筆,找個諧音字,總算改頭換面,成了「摩登女郎」。

香港那座高洋上的國際機場,建在離島大嶼山上。嶼者,島也。乍看之下,這島名也無甚文章可作,但那個不搭邊的英文名「Lantau」卻露了馬腳。原來堂堂大嶼山本名「爛頭島」,「Lantau」就是這「爛頭」的音譯。如今大嶼山上還留著一片「爛頭營」,供行山愛好者休憩、過夜之用。不禁聯想起《鹿鼎記》裡韋小寶那句話:「我的朋友都叫我癩痢頭小三子,你們別奇怪,我從前是癩痢,現在不癩了。」

再說說旺角。最初這裡芒草叢生,得名「芒角」。歪打正著,「芒角」古義可指星辰光芒,蘇大學士就寫過「東方芒角升長庚」,錢謙益也有「隱隱昏星露芒角」句;之後由「芒角」而逐漸成為「望角」,比起非洲西南端的那處岬角,少了那麼點「好」;最後索性成了「旺角」,人旺財旺運旺,拿「芒角」的好意境,換了好意頭。不過看看今日旺角的繁華,也算是與這「旺」字若合一契了。

最好玩的是新界一條山徑。原本它叫「狗爬徑」,名頭響噹噹,俗得有趣。尊姓大名如此,乃是因為從前山路陡峭,野狗們沒法一溜兒跑上去,多是四腳慌慌爬上山。無奈再生動形象,還是屬於「俗不可耐」一類。找個粵語諧音,改叫「九華徑」,瞬間寶相莊嚴,凜然不可犯,再也不復「有犬行路難」的妙趣橫生了。

換名字大抵容易出此問題。原本生氣勃勃、個性鮮明,一聲令下,立即撤換。換的姓名要真是夠雅,那也罷了,十有八九卻都是個似雅實庸的玩意兒。民初作家朱湘就曾對北京胡同改名十分不滿:「那富於暗示力的劈柴胡同,被改作辟才胡同了;那地方色彩濃厚的蝎子廟,被改作協資廟了……狗尾巴胡同改作高義伯胡同,鬼門關改作貴人關,勾欄胡同改作鉤簾胡同,大腳胡同改作達教胡同。」「沒有一個不是由新奇降為平庸,由優美流為劣下。」

怕的就是這種化神奇為腐朽的異能。香港曾有條利東街,以印刷喜帖聞名,被人稱作「喜帖街」。哪家喜事臨門,要購買喜帖,多半要過來揀選一二。老街最終難逃清拆命運,就像謝安琪《喜帖街》裡唱的那樣:「一切美麗舊年華,明日同步拆下。」可怕的還在後頭。啟動重建之後,相關部門揭曉新街名,叫作「囍歡里」,特別指出是諧音「囍歡你」。庸脂俗粉一至於斯,真個是昔年新嫁娘,無端墮風塵了。

書生問政的一聲歎息


時維一九四九,中共建政,國民黨敗績遷台,中國知識份子也被推上歷史岔路口。有人去陸赴台;有人索性遠走海外;也有人守著自家小院書房,看歡慶勝利的解放軍隊伍從窗下開過。

留下來的那批人大概不曾料到,最初幾年的統戰蜜月期一過,秋聲倏起,政治運動接踵而至。幾場暴風過後,持節不墮的人只在少數,多的是低了頭、彎了腰的。

今人一談及此,對那些「軟骨頭」不免嗤之以鼻:任你再才氣縱橫、思想深刻,還不是照樣被洗腦?即便相對溫和者,讀到學者鴻儒們在紅色年代的作品,三句不離唯物實踐馬列毛,戰戰兢兢、唯恐出錯,與早年的文采飛揚判若兩人,哀其不幸之餘,也怒其不爭。然而「舜亦人也」,設身處地來想,將今日你我投入當時的風暴中,又有幾人能毫不動搖?

「對歷史和歷史中人,努力先去理解,再來嘗試評價。」歷史學者楊奎松在所著《忍不住的「關懷」》一書裡如是寫。書中討論中共建政後,三名中國知識份子——張東蓀、王芸生、潘光旦的遭遇。三人年齡、背景、思想特徵及早年經歷不盡相同,1949年後,三人的思想轉變過程與程度也各自有別。

楊奎松寫作該書,不在於為三人立傳,也不在於月旦人物,而是將他們置於1949年後的時代背景中,「考察並理解他們對這世道之變,從個人的角度如何去認識、去適應,以及他們爲什麽會有這樣或那樣大相徑庭的適應方法及其不同的結果。」

三人中以張東蓀年齡最長,任教於燕京大學且擔任民盟要職,曾在中共和平接收北平過程中出力,他本人也視之為重要的政治資本,不想後來,這種自許卻惹火燒身。1949年後,張東蓀憂心於中美關係破裂,因與美國人素來交好,便想充當中共與華府之間的說客,最終負上「通敵叛國」罪名,鬱鬱而終。

王芸生是著名報人,時任上海《大公報》總編輯。《大公報》是王芸生畢生心血所寄,他亦長期為這份久享盛名的私營報紙奔走。王芸生本人主動的思想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報紙的生命。然而終究頹勢難挽,經歷了屢次調整辦報方向、編輯部北遷、經營方式改為公營等轉變後,《大公報》還是走入了墳墓。

潘光旦主攻優生學,而1949年後優生學被定性為反動,畢生所長,一夕盡廢。潘早年辦刊物寫文章,對中共諸多撻伐。新政權之下,他的思想開始轉向,無奈癡氣重、認死理,堅信思想改造「急不得」,遂被認定為改造態度不良,在「三反」、「反右」兩場運動中都被樹為槍靶。後來終因轉變徹底,成為「改造標兵」,但餘生在治學立言上再無建樹。

三人雖境況有別,但其共性卻由書的標題揭示,即對家國大事抱有「忍不住的關懷」。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共同特徵,亦是軟肋,背後既有入世進取的儒家觀念支撐,又受「五四」以降的救國思潮漸染。即便獨坐書齋,也要指點江山;一有入仕機會,絕對不會放過。中國素來少有西式獨立知識份子,原因亦在於此。

張、王、潘都不是中共黨員,但在統戰背景下被授予要職。三人無一例外,都對職務相當上心,幹勁十足。其中潘光旦更因在政權成立之初不受重用而落落寡歡,之後意外發現自己名列文化教育委員會名單,旋即開懷,積極參政。這樣的心理,用「追名逐利」、「權慾薰心」是解釋不通的。究其根本,是身懷寶玉而有人「識貨」的喜悅,一派天真爛漫。

但正所謂關心則亂。關懷越深,越容易陷入政治泥淖。學者周一良有自傳,題為《畢竟是書生》。書名這五個字,是無奈、自憐,也是對知識份子命運的絕佳刻畫。畢竟是書生,畢竟不是貨真價實的政客,要在處處兇險的政治鬥爭中保全己身談何容易,何況是狂風驟雨的年代?

張東蓀的經歷就是明證。楊奎松不同意此前為張翻案洗罪的某些觀點,認為其「通美」是空穴來風。楊的看法是,張東蓀1949年後的確仍與美國人聯絡,甚至持續到中美開戰,說是「裡通外國」,也非純然冤枉。然而察其本心,則張無意叛國,反而有心救國,乃是出於修補中美關係的一片真誠。張又自視甚高,自認既得高層信任,亦有能力擔此溝通大任。對形勢、對自身的估計都大錯特錯,最終落得淒涼結局,也是勢所必然。

書生問政、悲劇告終的另一典例,當屬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楊奎松亦提及瞿秋白臨刑前那篇《多餘的話》:「我願意到隨便一個小市鎮去當一個教員,並不是為著發展什麼教育,只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在餘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的嗎?」

本為一介書生,偏被推上風口浪尖。悔不當初時,一切已無法逆轉。讀《忍不住的「關懷」》,歎息之餘,對當年的知識份子自然多幾分理解與寬容。

佔領與界限

形容柳永詞之膾炙人口,有一句「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可見街坊裡供人取水的地方,就是人間煙火最盛之處。香港上環海旁曾經也有一口水坑,為附近居民的水源,這水坑所在的街也叫作水坑口街。

和諸多昔年風物一樣,如今水坑也早已不見,至於這臨海小街,除了擠挨著幾間海味店、排擋飯店外,似也乏善可陳,在上環蛛網般羅織的老街巷裡殊不起眼;可誰又料到平凡處亦有驚心動魄,香港一個半世紀的殖民史,正是發軔於此。

水坑口原先不叫水坑口,曾經它喚作「波些臣街」,是英文「Possession Street」的音譯。「Possession」是「佔領」之義。1841年1月,英國軍艦駛來,軍隊從此處登上香港島,升起英國國旗並鳴炮歡呼,宣佈此地歸於女王所有。這可是再名副其實不過的「佔領」。

但問題就來了:《中英南京條約》1842年才簽訂,為何提前了一年多,英國佬就已在香港宣示主權?這就不得不提另一份《穿鼻草約》了。鴉片戰爭爆發後,中英曾嘗試議和,其間清廷大臣琦善、英廷全權代表義律私下擬定了一份草約。草約尚未被雙方政府核准,義律已搶先將其公諸於世,英軍也就據此旋即登上香港島。

對比《穿鼻草約》與《南京條約》,後者可以說是升級版,條款內容更加兇神惡煞;《穿鼻草約》則相對溫和些,賠款較少,而香港島雖割予英國人,清廷還能保留稅權。只是這樣一份草約,雙方政府都不待見。英國人嫌它小家子氣,責怪義律要得不夠多,便撤了他的職。清廷見琦善擅自割讓國土,其震怒自然不在話下,琦善不但撤職,還被解京問罪。之後鴉片戰爭接著打,清廷卻再也沒能拿回香港島。等到《南京條約》簽訂時,英國人實際控制香港已經很久。

不難想像,有著這樣一番曲折,「波些臣街」這名字難免引起本地華人居民的惡感,後來便乾脆棄用,改為「水坑口」;英文名則不變,保留「possession」。後人視之,也是一種史鑒。

另一條關乎殖民地歷史的街道,是劃分九龍、新界的界限街。《南京條約》之後的半世紀,殖民地香港的版圖節節深入內陸。英國人先於1860年割走九龍半島,復又在1898年租借深圳灣以南的大片土地,租期99年,稱為新界。而劃分九龍與新界的界線,起初是英屬香港與清朝的邊境,之後則成為「割讓地」與「租借地」的分野。港人長於填海移山,這條界線上原本是座小山,後來卻被夷平,變作了這一條界限街。

當年界限街所在地還是邊境線的時候,這裡也絕不像南北韓「三八線」那樣劍拔弩張。不但如此,更有鮮花為媒,連通南北。19世紀末,殖民地港人喜愛鮮花,因而每個清早,清朝治下的北部鄉民都會擔著自家種的花,到邊界地帶售賣。奇卉爭妍,一個遠近聞名的花墟(花卉市場)就此出現。

後來花墟向南遷移,扎根於旺角北。如今在旺角血拼的人們,又有幾個會循著花氣轉入此中來,看那千朵萬朵壓枝低?

封面圖片:第一次鴉片戰爭。(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Second_Battle_of_Chuenpee)

玉兔:最萌太空車

月球車玉兔前些天突發故障,雖然它在地球上的「師父」們並未放棄治療,但玉兔能不能熬過這個月夜,還是未知數。玉兔的新浪微博帳號上,大批關心小兔子的網友跑來表達關切之情,有的故作正經,說「一輛車獨自在外要好好保重」;有的在過年前留言,說「快快好起來,給你包胡蘿蔔餡餃子吃。」

玉兔的微博帳號是在發射準備階段開設的,至今已有26萬多粉絲。之所以大受歡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隻兔子喜歡賣萌、會發自拍照,會回應網友的善意「調戲」,更會以輕鬆的方式來科普。與知名科普網站「果殼網」合作的它,寫過不少科普長微博,也常常回答「腦洞大開」的網友們稀奇古怪的問題,像是「爲什麽嫦娥三號要在月球的虹灣區登陸?」、「月球上能不能吹肥皂泡?」、「元素硒和月球為什麽有相同的拉丁文詞根?」等等。

或許有人會說這些都是浪費時間的廢話,但看這條最多人點贊的回覆能明白了:「我一個19歲的大男生,一大早的在床上爲了你這死兔子哭得稀里嘩啦。我得起床學習奮鬥了,因為很多年後我得上去接你這死兔子回來。」

經常在社交媒體上跑動的太空車,不止玉兔一輛。美國「好奇號」(Curiosity)火星車的推特帳號也是網民的寵兒。除了和網友說說自己的近況外,少不了的也有美式幽默和吐槽。登陸兩年的紀念日時,它發推特討要慶祝蛋糕;又因為英文單詞「date」同時有「測定年齡」和「約會」兩個意思,好奇號不時會得意洋洋地炫耀「我又和岩石約會啦。」

自從故障情況未明以來,最萌月球車玉兔的微博上一直感傷情緒瀰漫。1月25日發佈的最後一條微博裡,玉兔說這是它來到月球的第42天,所以分享給大家一首叫《42》的歌。

之於科幻迷們,「42」是一個有特殊意義的數字,在道格拉斯·亞當斯(Douglas Adams)的不朽小說《銀河系搭車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裡,它是對於生命、宇宙及一切事物的答案。月夜之後玉兔不一定能甦醒,但正如很多網民留言的一句「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探索的最大意義,就在於「探索」本身。

地圖上的總督大人

九七之後,「香港總督」這個頭銜轉入歷史帷幕,但不少總督的尊姓大名,至今仍被人掛在嘴邊,這就得歸功於那些以他們命名的道路了。

紀念第三任港督文咸(Bonham)爵士的路比較複雜,既有同路不同名的,也有同名不同路的。例如半山有條般咸道,有時寫作「般含道」,兩種寫法都被普遍接受。山下的上環,又有一條文咸街。而無論般咸、般含還是文咸,都是「Bonham」的不同中文翻譯罷了。文咸爵士譯名格外多,他有時還被叫作「文翰」,比起上述幾種譯法,立馬文雅雍容了起來。

說到文化氣息,不得不提呈祥道。它是連接東、西九龍交通大動脈的一段。「呈祥道」這個名字,左看右看都和洋大人扯不上什麽關係,何來紀念港督一說?原來呈祥道修建時正值上世紀六十年代,當時的港督中文名叫戴麟趾,中國古語中又有「麟趾呈祥」一說,便以「呈祥」代指「麟趾」,既響亮,又博個好彩頭。

總督們帶點英國貴族腔,不少都熱愛戶外運動。香港郊野多山林,素來有行山(遠足)傳統。兩條著名的行山徑——麥理浩(MacLehose)徑、衛奕信(Wilson)徑就是以兩位酷愛行山的港督得名。另一位常策馬馳騁的港督金文泰(Clementi),則帶出一條「金督馳馬徑」。金督的夫人也是不讓鬚眉,與丈夫一樣,常騎馬出行,於是又有了「金夫人馳馬徑」。兩條馳馬徑同處香港島中部山地,金督在東,夫人在西,遙遙相對。

由此也衍生出一些文化副產品,像是那句怪怪的繞口令「麥當娜約麥當雄去麥當勞道的麥當勞吃麥皮撈當歸。」麥當勞道在半山,與那擁有明黃色大「M」招牌的美式餐廳同名。話說麥當勞餐廳扎根香港本地社會極深,乾脆得了個港式茶餐廳般的昵稱,叫作「麥記」。這麥當勞道莫不是以此得名?其實此麥當勞非彼麥當勞,麥當勞道原本叫麥當奴道,路名從第六任港督港督麥當奴(MacDonnell)而來。

一個半世紀的殖民地時期中,除日據的幾年外,英廷派駐香港的行政官或總督,大多都留下了同名的道路或建築。可也不是沒有例外,翻開香港地圖,首任香港行政官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和末代港督彭定康,一頭一尾,都沒有名字。彭定康任期之末遇上九七,另當別論。至於「行政官」,是設總督之前香港最高統領的頭銜。義律行政官曾在英軍搶佔香港時發揮重要作用,為何卻沒留名?

其實早年有兩處地名是紀念義律的,一為義律谷,一為義律渠,都在中環雪廠街附近,其中義律渠是為引山上溪水下山製冰而開鑿(雪廠街亦因製冰廠而得名)。隨著時代變遷,製冰廠關門大吉,義律渠也逐漸廢棄。至於義律谷,後來改名成了「己連拿利」(Glenealy),「義律」這個名字就此在地圖上匿跡。

巧合的是,香港大學有一座儀禮(Eliot)堂,是為紀念儀禮爵士(Charles Eliot)而建。儀禮與義律,名相同,姓只差一個字母,但假如混為一談,就謬之千里了。儀禮比義律遲出生二十幾年,是香港大學的首任校長。校園裡的舍堂因他得名,自然不足為奇。

另外還有位戴維斯總督,因大肆抽稅而聞名。重稅政策令港人怨聲載道,以至於戴維斯卸任很久之後,才勉強有了以他命名的摩星嶺(Mount Davis)和爹核士街。果然想留個身後名,可別去學那「苛政猛於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