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維一九四九，中共建政，國民黨敗績遷台，中國知識份子也被推上歷史岔路口。有人去陸赴台；有人索性遠走海外；也有人守著自家小院書房，看歡慶勝利的解放軍隊伍從窗下開過。
留下來的那批人大概不曾料到，最初幾年的統戰蜜月期一過，秋聲倏起，政治運動接踵而至。幾場暴風過後，持節不墮的人只在少數，多的是低了頭、彎了腰的。
今人一談及此，對那些「軟骨頭」不免嗤之以鼻：任你再才氣縱橫、思想深刻，還不是照樣被洗腦？即便相對溫和者，讀到學者鴻儒們在紅色年代的作品，三句不離唯物實踐馬列毛，戰戰兢兢、唯恐出錯，與早年的文采飛揚判若兩人，哀其不幸之餘，也怒其不爭。然而「舜亦人也」，設身處地來想，將今日你我投入當時的風暴中，又有幾人能毫不動搖？
「對歷史和歷史中人，努力先去理解，再來嘗試評價。」歷史學者楊奎松在所著《忍不住的「關懷」》一書裡如是寫。書中討論中共建政後，三名中國知識份子——張東蓀、王芸生、潘光旦的遭遇。三人年齡、背景、思想特徵及早年經歷不盡相同，1949年後，三人的思想轉變過程與程度也各自有別。
楊奎松寫作該書，不在於為三人立傳，也不在於月旦人物，而是將他們置於1949年後的時代背景中，「考察並理解他們對這世道之變，從個人的角度如何去認識、去適應，以及他們爲什麽會有這樣或那樣大相徑庭的適應方法及其不同的結果。」
三人中以張東蓀年齡最長，任教於燕京大學且擔任民盟要職，曾在中共和平接收北平過程中出力，他本人也視之為重要的政治資本，不想後來，這種自許卻惹火燒身。1949年後，張東蓀憂心於中美關係破裂，因與美國人素來交好，便想充當中共與華府之間的說客，最終負上「通敵叛國」罪名，鬱鬱而終。
王芸生是著名報人，時任上海《大公報》總編輯。《大公報》是王芸生畢生心血所寄，他亦長期為這份久享盛名的私營報紙奔走。王芸生本人主動的思想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報紙的生命。然而終究頹勢難挽，經歷了屢次調整辦報方向、編輯部北遷、經營方式改為公營等轉變後，《大公報》還是走入了墳墓。
潘光旦主攻優生學，而1949年後優生學被定性為反動，畢生所長，一夕盡廢。潘早年辦刊物寫文章，對中共諸多撻伐。新政權之下，他的思想開始轉向，無奈癡氣重、認死理，堅信思想改造「急不得」，遂被認定為改造態度不良，在「三反」、「反右」兩場運動中都被樹為槍靶。後來終因轉變徹底，成為「改造標兵」，但餘生在治學立言上再無建樹。
三人雖境況有別，但其共性卻由書的標題揭示，即對家國大事抱有「忍不住的關懷」。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共同特徵，亦是軟肋，背後既有入世進取的儒家觀念支撐，又受「五四」以降的救國思潮漸染。即便獨坐書齋，也要指點江山；一有入仕機會，絕對不會放過。中國素來少有西式獨立知識份子，原因亦在於此。
張、王、潘都不是中共黨員，但在統戰背景下被授予要職。三人無一例外，都對職務相當上心，幹勁十足。其中潘光旦更因在政權成立之初不受重用而落落寡歡，之後意外發現自己名列文化教育委員會名單，旋即開懷，積極參政。這樣的心理，用「追名逐利」、「權慾薰心」是解釋不通的。究其根本，是身懷寶玉而有人「識貨」的喜悅，一派天真爛漫。
但正所謂關心則亂。關懷越深，越容易陷入政治泥淖。學者周一良有自傳，題為《畢竟是書生》。書名這五個字，是無奈、自憐，也是對知識份子命運的絕佳刻畫。畢竟是書生，畢竟不是貨真價實的政客，要在處處兇險的政治鬥爭中保全己身談何容易，何況是狂風驟雨的年代？
張東蓀的經歷就是明證。楊奎松不同意此前為張翻案洗罪的某些觀點，認為其「通美」是空穴來風。楊的看法是，張東蓀1949年後的確仍與美國人聯絡，甚至持續到中美開戰，說是「裡通外國」，也非純然冤枉。然而察其本心，則張無意叛國，反而有心救國，乃是出於修補中美關係的一片真誠。張又自視甚高，自認既得高層信任，亦有能力擔此溝通大任。對形勢、對自身的估計都大錯特錯，最終落得淒涼結局，也是勢所必然。
書生問政、悲劇告終的另一典例，當屬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楊奎松亦提及瞿秋白臨刑前那篇《多餘的話》：「我願意到隨便一個小市鎮去當一個教員，並不是為著發展什麼教育，只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在餘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的嗎？」
本為一介書生，偏被推上風口浪尖。悔不當初時，一切已無法逆轉。讀《忍不住的「關懷」》，歎息之餘，對當年的知識份子自然多幾分理解與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