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丸有落

駛向銅鑼灣的紅頂小巴,車頭上書「大丸」二字。熟悉本地流行樂的人們大概會想起Twins那首《下一站天后》,頭一句就是「站在大丸前,細心看看我的路」。但走遍銅鑼灣,也找不到這兩個女孩思索人生的所在,因為早在上世紀末的1998年,大丸就已經作別香港。

幾乎整個二十世紀下半葉,大丸百貨公司都是銅鑼灣的絕對地標。它位於百德新街和記利佐治街一帶,六十年代初開幕以來,風光之盛,一時無兩。雖然如今已謝幕退場多年,它的大名還是固執地留存於港人記憶裡,搭乘交通工具時也不願改口,這或多或少都與潛意識裡的大丸情結有關。

大丸情結其來有自,除了因為與這座城市相伴幾十年,更由於當年它帶來了太多「第一」和「全新」。它是香港第一家日式百貨公司,也將春風和煦的日式服務帶到香江。過去飽受商店售貨員白眼襲擊的市民,初逢大丸,自然驚豔。大丸又設有餐室和咖啡座,在先施、永安等本地傳統百貨公司,這是聞所未聞的。

大丸最大的創舉,或許就是引入了開架售貨方式。顧客不但可以隨意看、隨意觸摸,衣帽鞋褲還能任君試穿。這可真是新奇,因為其他地方的商品都和博物館文物差不多,躲在玻璃櫃中,只可遠觀決不可褻玩。戍衛一般的售貨員還會拋出一句「很貴的啊,髒了壞了都得付錢買」,惟恐顧客不被嚇跑。百貨公司竟能如此平易近人,誰也不曾想過。

開架售賣最早出現於十九世紀末芝加哥的馬歇爾•菲爾德(Marshall Field)百貨。首創者塞爾福里奇(Harry Selfridge)曾是一個來自威斯康星的無名小輩,憑著過人才華一步步升為公司高層。後來他轉道英倫,創辦了以自己命名的著名百貨公司,連帶著將牛津街(Oxford Street)變成了倫敦購物天堂。而無論是在當年的芝加哥還是後來的香港,開架售賣引起的轟動並無二致。人們蜂擁而至,許多商品遭偷竊甚至哄搶。然而博弈日久,最終被改變的不是商場,而是顧客。大丸沒有從此將商品束之高閣,顧客卻逐漸習慣了開架售賣,挑選時不疾不徐,購買時理性文明。說是一家百貨改變了一座城市的消費觀,大概也不為過。

開架售賣還帶來更深遠的觀念變革。在大丸,商品觸手可及,光看不買也不是問題。過去的高檔百貨店令普通民眾望而生畏,而大丸大門常開,售貨員永遠微笑,老百姓買不起總還看得起。進來逛一逛,開開眼界、長長見識也挺好。遇上打折減價,手頭碰巧有點餘錢,買個小物什,未嘗負擔不起。窮人富人並肩選購的大丸,打破了所謂上流社會的神秘感,將奢侈品請下神壇,也令平等開放的都市文明更深入人心。

大丸的命運並非一帆風順。每當香港掀起反日浪潮,像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時,處於許多遊行隊伍必經之地的大丸,都得暫時關門歇業,以防騷擾。同是七十年代,大丸更發生過一次煤氣大爆炸,死二人,傷者多達數百人。

大丸最終退出歷史舞台,與銅鑼灣新地標的興起有關。1994年,時代廣場正式落成,令從前攤檔雲集的羅素街一帶景貌為之一新,也帶來了飛漲的地價。「時代」的時代來了,大丸的黃昏也到了。高昂租金加上激烈競爭,兼有金融風暴之下不景氣的市道,終令大丸黯然離場。《下一站天后》後半段唱:「在時代的廣場,誰都總會有獎。」而大丸的昔年榮光,只能在下小巴前喊的那句「大丸有落!」裡追思一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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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與莫理循

說起香港的報業史,不得不提這裡的第一份中文報紙《遐邇貫珍》。它創辦於1853年,介紹時事新聞之餘,也講講西方風土人情、歷史文化。比如創刊號裡就報導了當時方興未艾的太平天國運動,又收錄「伊娑菩喻言」一則。當然,這就是人們所熟悉的「伊索寓言」了。

印製發行《遐邇貫珍》的香港英華書院辦學至今,是本地名校。它誕生於1818年的馬六甲,借著香港開埠東風北遷來港。遷校是十九世紀中期的事,那時距創辦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逝世已有好些年頭了。但如今,不僅英華書院有會社「馬禮遜社」,這位十八世紀的英國傳教士,還以其他方式存在於港人的記憶裡。以他命名的本地建築、道路,比有的港督還要多,包括香港大學馬禮遜堂、上環摩理臣街,還有灣仔的摩理臣山等。

這些都與馬禮遜在中國基督教史上的崇高地位有關。馬禮遜是第一個來華的新教牧師。作為「拓荒者」,在華二十多年,他將《聖經》譯成中文出版,又獨力編著《華英字典》,方便西人學中文。同樣出自他手筆的英華書院,則成為推廣西式教育的樞紐。

歷史的蝴蝶效應,曾將馬禮遜曾與中國近世的一場風暴冥冥相連。第一批由馬禮遜等勸信新教的中國人裡,有一人名叫梁發,格外虔誠。梁發也在馬氏手下協助傳教,寫了本《勸世良言》宣傳教義。廣州府科舉考時,此書在應考者間流傳,花縣來考試的一個年輕人也碰巧讀到。他自恃才高,怎奈屢試不第,大病一場,病中出現種種幻覺。醒後一對照《勸世良言》,這姓洪的年輕人從此堅稱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穌之弟。後來就是建拜上帝會、金田起義、自封天王、立太平天國的故事了。

如今看太平天國運動,會發現它有不少不倫不類、不中不洋的特質,像是一邊拜上帝,一邊搞中式農民起義的有田同耕,這顯然就是馬禮遜等帶來的洋教衝擊傳統觀念,兩相雜糅成的混血孩兒了。至於混得是好是孬,後人自有評說。

其實不止香港有摩理臣街(Morrison Street),千里之外的北京城也曾有過。不是別的,正是赫赫有名的王府井大街。不過此Morrison非彼Morrison,乃是1915年,大總統袁世凱以政治顧問莫理循(George Morrison)命的名。莫理循的住處在當時的王府井大街100號上,即如今王府井亨得利鐘表店所在。而「Morrison Street」這個英文名號,早從1949年起就湮沒在史海裡。

馬莫二人雖同姓「Morrison」,倒不是一家人。馬禮遜是正宗老英,莫理循長在半個地球之外的澳洲。但莫理循與中國淵源之深,實不下於相隔一世紀的馬氏。時人乾脆贈他一個稱號,叫「中國的莫理循」。

莫理循是《泰晤士報》多年的駐北京記者,但他所扮演的角色,早已超越了冷眼旁觀的記錄者。1898年他率先報導沙俄圖謀強租旅順口,1915年又將秘密談判中的《二十一條》披露於世,揭發日本陰謀,國際輿論譁然。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他是中國代表團的技術顧問,嘗試為中國爭取權益,無奈結果不如人意。而雖然擔任袁世凱的政治顧問,莫理循始終都是袁氏稱帝的堅決反對者。

馬、莫經歷有異有同,是性格也是時勢所造。他倆還有一個共同點,是都有個繼承父業的兒子。馬禮遜之子馬儒翰從事政治與外交,但亦努力傳播新教,接棒父親未竟的事業。莫理循之子伊恩長大後也成了《泰晤士報》記者,最終在報導韓戰時罹難於地雷爆炸。這二位小Morrison的作為,都可說是無愧於乃父了。

封面圖片:莫理循西行中國。(來源:http://www.picturechina.com.cn/)

架不住的「雅」

老家附近有條「避司弄」。從前弄堂口支了個早餐攤,來吃煎餃蘸醋時,老媽指著路牌講故事,說是從前有人被追殺,倉皇逃命,躲進了這條弄堂,這才逃過一劫,弄堂則自此被叫作「避死弄」。「死」字不好聽,人們又用「司」來代替,就成了後來這個古怪的名字。

沒有去考證傳說的真偽,不過無論大城小鎮,總有那麼些地方,得名不過是來自一間店鋪、一條溝渠、幾棵槐樹柳樹杏樹、磨剪子的、打米糕的,只因為顯眼好認,就輕鬆得到「冠名權」。老街坊只求名字喊得清楚、記得明白,俗不俗雅不雅那是讀書人的事,管不了這麼多。直到高門大戶住進來了,搞市政的、做規劃的也跑來了,一聽這路名:「俗!」於是想法子打扮打扮,取半邊字,添一兩筆,找個諧音字,總算改頭換面,成了「摩登女郎」。

香港那座高洋上的國際機場,建在離島大嶼山上。嶼者,島也。乍看之下,這島名也無甚文章可作,但那個不搭邊的英文名「Lantau」卻露了馬腳。原來堂堂大嶼山本名「爛頭島」,「Lantau」就是這「爛頭」的音譯。如今大嶼山上還留著一片「爛頭營」,供行山愛好者休憩、過夜之用。不禁聯想起《鹿鼎記》裡韋小寶那句話:「我的朋友都叫我癩痢頭小三子,你們別奇怪,我從前是癩痢,現在不癩了。」

再說說旺角。最初這裡芒草叢生,得名「芒角」。歪打正著,「芒角」古義可指星辰光芒,蘇大學士就寫過「東方芒角升長庚」,錢謙益也有「隱隱昏星露芒角」句;之後由「芒角」而逐漸成為「望角」,比起非洲西南端的那處岬角,少了那麼點「好」;最後索性成了「旺角」,人旺財旺運旺,拿「芒角」的好意境,換了好意頭。不過看看今日旺角的繁華,也算是與這「旺」字若合一契了。

最好玩的是新界一條山徑。原本它叫「狗爬徑」,名頭響噹噹,俗得有趣。尊姓大名如此,乃是因為從前山路陡峭,野狗們沒法一溜兒跑上去,多是四腳慌慌爬上山。無奈再生動形象,還是屬於「俗不可耐」一類。找個粵語諧音,改叫「九華徑」,瞬間寶相莊嚴,凜然不可犯,再也不復「有犬行路難」的妙趣橫生了。

換名字大抵容易出此問題。原本生氣勃勃、個性鮮明,一聲令下,立即撤換。換的姓名要真是夠雅,那也罷了,十有八九卻都是個似雅實庸的玩意兒。民初作家朱湘就曾對北京胡同改名十分不滿:「那富於暗示力的劈柴胡同,被改作辟才胡同了;那地方色彩濃厚的蝎子廟,被改作協資廟了……狗尾巴胡同改作高義伯胡同,鬼門關改作貴人關,勾欄胡同改作鉤簾胡同,大腳胡同改作達教胡同。」「沒有一個不是由新奇降為平庸,由優美流為劣下。」

怕的就是這種化神奇為腐朽的異能。香港曾有條利東街,以印刷喜帖聞名,被人稱作「喜帖街」。哪家喜事臨門,要購買喜帖,多半要過來揀選一二。老街最終難逃清拆命運,就像謝安琪《喜帖街》裡唱的那樣:「一切美麗舊年華,明日同步拆下。」可怕的還在後頭。啟動重建之後,相關部門揭曉新街名,叫作「囍歡里」,特別指出是諧音「囍歡你」。庸脂俗粉一至於斯,真個是昔年新嫁娘,無端墮風塵了。

佔領與界限

形容柳永詞之膾炙人口,有一句「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可見街坊裡供人取水的地方,就是人間煙火最盛之處。香港上環海旁曾經也有一口水坑,為附近居民的水源,這水坑所在的街也叫作水坑口街。

和諸多昔年風物一樣,如今水坑也早已不見,至於這臨海小街,除了擠挨著幾間海味店、排擋飯店外,似也乏善可陳,在上環蛛網般羅織的老街巷裡殊不起眼;可誰又料到平凡處亦有驚心動魄,香港一個半世紀的殖民史,正是發軔於此。

水坑口原先不叫水坑口,曾經它喚作「波些臣街」,是英文「Possession Street」的音譯。「Possession」是「佔領」之義。1841年1月,英國軍艦駛來,軍隊從此處登上香港島,升起英國國旗並鳴炮歡呼,宣佈此地歸於女王所有。這可是再名副其實不過的「佔領」。

但問題就來了:《中英南京條約》1842年才簽訂,為何提前了一年多,英國佬就已在香港宣示主權?這就不得不提另一份《穿鼻草約》了。鴉片戰爭爆發後,中英曾嘗試議和,其間清廷大臣琦善、英廷全權代表義律私下擬定了一份草約。草約尚未被雙方政府核准,義律已搶先將其公諸於世,英軍也就據此旋即登上香港島。

對比《穿鼻草約》與《南京條約》,後者可以說是升級版,條款內容更加兇神惡煞;《穿鼻草約》則相對溫和些,賠款較少,而香港島雖割予英國人,清廷還能保留稅權。只是這樣一份草約,雙方政府都不待見。英國人嫌它小家子氣,責怪義律要得不夠多,便撤了他的職。清廷見琦善擅自割讓國土,其震怒自然不在話下,琦善不但撤職,還被解京問罪。之後鴉片戰爭接著打,清廷卻再也沒能拿回香港島。等到《南京條約》簽訂時,英國人實際控制香港已經很久。

不難想像,有著這樣一番曲折,「波些臣街」這名字難免引起本地華人居民的惡感,後來便乾脆棄用,改為「水坑口」;英文名則不變,保留「possession」。後人視之,也是一種史鑒。

另一條關乎殖民地歷史的街道,是劃分九龍、新界的界限街。《南京條約》之後的半世紀,殖民地香港的版圖節節深入內陸。英國人先於1860年割走九龍半島,復又在1898年租借深圳灣以南的大片土地,租期99年,稱為新界。而劃分九龍與新界的界線,起初是英屬香港與清朝的邊境,之後則成為「割讓地」與「租借地」的分野。港人長於填海移山,這條界線上原本是座小山,後來卻被夷平,變作了這一條界限街。

當年界限街所在地還是邊境線的時候,這裡也絕不像南北韓「三八線」那樣劍拔弩張。不但如此,更有鮮花為媒,連通南北。19世紀末,殖民地港人喜愛鮮花,因而每個清早,清朝治下的北部鄉民都會擔著自家種的花,到邊界地帶售賣。奇卉爭妍,一個遠近聞名的花墟(花卉市場)就此出現。

後來花墟向南遷移,扎根於旺角北。如今在旺角血拼的人們,又有幾個會循著花氣轉入此中來,看那千朵萬朵壓枝低?

封面圖片:第一次鴉片戰爭。(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Second_Battle_of_Chuenpee)

地圖上的總督大人

九七之後,「香港總督」這個頭銜轉入歷史帷幕,但不少總督的尊姓大名,至今仍被人掛在嘴邊,這就得歸功於那些以他們命名的道路了。

紀念第三任港督文咸(Bonham)爵士的路比較複雜,既有同路不同名的,也有同名不同路的。例如半山有條般咸道,有時寫作「般含道」,兩種寫法都被普遍接受。山下的上環,又有一條文咸街。而無論般咸、般含還是文咸,都是「Bonham」的不同中文翻譯罷了。文咸爵士譯名格外多,他有時還被叫作「文翰」,比起上述幾種譯法,立馬文雅雍容了起來。

說到文化氣息,不得不提呈祥道。它是連接東、西九龍交通大動脈的一段。「呈祥道」這個名字,左看右看都和洋大人扯不上什麽關係,何來紀念港督一說?原來呈祥道修建時正值上世紀六十年代,當時的港督中文名叫戴麟趾,中國古語中又有「麟趾呈祥」一說,便以「呈祥」代指「麟趾」,既響亮,又博個好彩頭。

總督們帶點英國貴族腔,不少都熱愛戶外運動。香港郊野多山林,素來有行山(遠足)傳統。兩條著名的行山徑——麥理浩(MacLehose)徑、衛奕信(Wilson)徑就是以兩位酷愛行山的港督得名。另一位常策馬馳騁的港督金文泰(Clementi),則帶出一條「金督馳馬徑」。金督的夫人也是不讓鬚眉,與丈夫一樣,常騎馬出行,於是又有了「金夫人馳馬徑」。兩條馳馬徑同處香港島中部山地,金督在東,夫人在西,遙遙相對。

由此也衍生出一些文化副產品,像是那句怪怪的繞口令「麥當娜約麥當雄去麥當勞道的麥當勞吃麥皮撈當歸。」麥當勞道在半山,與那擁有明黃色大「M」招牌的美式餐廳同名。話說麥當勞餐廳扎根香港本地社會極深,乾脆得了個港式茶餐廳般的昵稱,叫作「麥記」。這麥當勞道莫不是以此得名?其實此麥當勞非彼麥當勞,麥當勞道原本叫麥當奴道,路名從第六任港督港督麥當奴(MacDonnell)而來。

一個半世紀的殖民地時期中,除日據的幾年外,英廷派駐香港的行政官或總督,大多都留下了同名的道路或建築。可也不是沒有例外,翻開香港地圖,首任香港行政官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和末代港督彭定康,一頭一尾,都沒有名字。彭定康任期之末遇上九七,另當別論。至於「行政官」,是設總督之前香港最高統領的頭銜。義律行政官曾在英軍搶佔香港時發揮重要作用,為何卻沒留名?

其實早年有兩處地名是紀念義律的,一為義律谷,一為義律渠,都在中環雪廠街附近,其中義律渠是為引山上溪水下山製冰而開鑿(雪廠街亦因製冰廠而得名)。隨著時代變遷,製冰廠關門大吉,義律渠也逐漸廢棄。至於義律谷,後來改名成了「己連拿利」(Glenealy),「義律」這個名字就此在地圖上匿跡。

巧合的是,香港大學有一座儀禮(Eliot)堂,是為紀念儀禮爵士(Charles Eliot)而建。儀禮與義律,名相同,姓只差一個字母,但假如混為一談,就謬之千里了。儀禮比義律遲出生二十幾年,是香港大學的首任校長。校園裡的舍堂因他得名,自然不足為奇。

另外還有位戴維斯總督,因大肆抽稅而聞名。重稅政策令港人怨聲載道,以至於戴維斯卸任很久之後,才勉強有了以他命名的摩星嶺(Mount Davis)和爹核士街。果然想留個身後名,可別去學那「苛政猛於虎」。

德己立舊話

天暗下來,德己立街亮了起來。香港蘭桂坊的主街,夜色溫柔。

德己立街原名「德忌笠街」,以英國人德忌笠將軍而得名。德忌笠是19世紀中期的駐港三軍司令,兼任副港督。此君戎馬半生,脾氣不大妙,睡眠質量也堪憂。作家葉靈鳳在香港歷史隨筆裡寫,德氏將軍來港之後,整夜只聽得打更人敲著竹筒「梆梆」走過窗下,輾轉反側,愣是睡不好。睏而生怒,他命令禁止打更,還要沒收更夫的竹筒。

將軍睡安穩了,百姓卻犯了愁。且不說華人們早已習慣打更,竹筒聲響不但算不上噪音,大概還有助眠之效;更重要的是開埠之初,香港治安十分差勁,警察制度也是初創,夜間秩序殊難維持。民眾只有各自僱請更夫巡夜,圖個安心。來了個瞎指揮的老將軍,自然是群起抗議。報紙上寫道:「將軍也許可以安靜地睡眠了,可銀箱裡有錢的不幸人們卻從此不能安心了。」後來,這條不得人心的禁令終於被港督戴維斯廢除。

將軍本名「D’Aguilar」,很有點貴族腔調,翻譯成「德忌笠」,用字卻不太雅,不知是否因為他人緣太爛,譯者也樂得敷衍了事。而有另一位名叫「Aldrich」的少校,與德氏同時代來港。少校整頓軍紀效果顯著,得了個中文譯名叫「愛秩序」,這可謂信達雅兼備了。香港島東區至今仍有以他命名的「愛秩序灣」。

德己立街小巧玲瓏,不像將軍本人的脾性。不寬,藏在皇后大道的轉角裡,斜坡徐徐向上,向東拐成曲尺狀「L」形。街雖小,故事卻不少。英國人初來時,香港不過是蕞爾一荒島。1845年,第一家銀行終於開業,名為「東藩匯理銀行」,就坐落在這德己立街上。翌年,東方匯理又成為香港第一家發鈔銀行。香港這座國際金融中心的銀行業,也算是肇始於此。

黃金白銀之外,還有人間故事。19世紀下半葉,荷蘭猶太商人何仕文(Charles Bosman)與華人女子施娣同居在這條街上。當年香港習俗,華洋不相通婚,非婚同居倒是不鮮見。施娣這樣的「涉外」女性,華洋社區都不願接納,西人專屬的半山區不讓住,在山腳的華人區又易遭側目,就通常在兩區的過渡地帶,如德己立街租房居住。

1862年,何、施二人的長子在德己立街的一間小屋裡誕生,取名「啟東」。這個混血孩子長大成人,效父經商,成為香江傳奇人物——何東爵士。

20世紀中的德己立街已是商鋪林立。當中有間裁縫鋪,洋名「Tailor Cheung」,招牌正中三個大字「張活海」,就是裁縫本人響噹噹的大名。張裁縫人稱「洋服大王」,手藝高超,店裡貴客如雲,好萊塢巨星如馬龍•白蘭度都曾前來光顧。

時過境遷,「洋服大王」的名號只在老人講古時才被提起,張裁縫卻有另一重身份為人知曉。他有十個子女,乳名「十仔」的幺兒,幼年時伶俐可愛,長大後風華絕代,那就是巨星張國榮了。

今日的德己立街,張裁縫的店鋪招牌,換上了某茶餐廳的大幅指示牌。夜色闌珊時,紅男綠女出了酒吧,順著指引走去餐廳坐下,點一杯醒酒的熱奶茶,再叫一碗魚片頭湯河。金粉與河粉之間,只隔了幾步路距離,不愧是香港。


德己立街,張活海洋服店。

港樂的大地名和小時代

香港流行樂,愛以地名入歌:巴黎鐵塔、富士山下、倫敦小店、波斯灣南邊,全球地標名勝,一概收進歌裡。哼上幾句,就當周遊列國了。

兜兜轉轉一大圈,又回到香港。港灣廣場、大街小巷,仿佛不被寫成歌就說不過去似的。地鐵廣播一句「下一站:天后」,成為二人組合Twins的代表作。小年輕們還非得去百德新街走一趟,誰讓這歌裡唱「在百德新街的愛侶,面上有種顧盼自豪」呢。

流行樂被嗤為難登大雅之堂,卻有一樁好處:接地氣。一首歌就是一顆琥珀,定格社會現象,記錄歷史事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社會劇變,其間又有眾多大事件發生。適逢港產流行樂的黃金期,從這時的港樂作品,足以窺見「大時代」的巨輪滾滾。

地名入歌,與香港粵語流行樂幾乎同時發端,且同樣源自本土文化情結。七十年代之前的香港流行樂壇,英文舶來品一統江山;但1971年,許冠文、許冠傑兄弟的《鐵塔淩雲》一炮而紅。歌詞說遊歷世界歸來,縱然見過富士聳峙、檀島(夏威夷)海灘粼光,又「豈能及漁燈在香港」?當中折射出漸成氣候的本土意識。經濟大好,政策宜人,南來的移民不再隨時準備拎包跑路,這時的香港不是歇腳的驛亭而已了。恰好呼應許冠傑的另一首歌——《那裡是吾家》。

家是安下了,如何治家呢?七十年代末,黃霑、顧嘉煇同寫《獅子山下》。獅子山踞伏在九龍、新界之間,山的南面當年是香港普羅大眾的聚居地。「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寫出港人的篳路藍縷、團結拼搏。「獅子山下」也成為「香港精神」的代名詞。

港樂也是政治晴雨錶。八十年代迎來中英談判,香港前路未明,又逢北方大氣候風波詭譎,令港人惶惶難安。這時台灣「教父」羅大佑來港,與詞人林夕合作了幾首有「意思」的粵語歌,其中就包括《皇后大道東》。皇后大道以維多利亞女王命名,一早便打上殖民地烙印。而「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東」,香港「風向」怎麼轉,一目了然。「照買照賣樓花處處有單位,但是旺角可能要換換名字。」據說「馬照跑,舞照跳」,自然皆大歡喜。只是「旺角」這個名字「資」了一點,會不會被換掉呢?歌詞雖然搞怪,對香港前途的關切卻溢於言表。

此時大批港人覺得未來難料,乾脆移民了之。組合達明一派就創作了《今天應該很高興》:又是一年聖誕,昔日好友裡,偉業獨居澳洲,瑪莉遠在美洲,地理座標相隔天涯,而在香港的「我」只能獨自翻翻舊照,「幻想彼此仍在面前」。說是「高興」,其實是「本應該高興」的一聲歎息。

時至今日,「大時代」轉入帷幕,港樂則仍在記錄社會變遷:《天水圍城》寫被邊緣化的天水圍社區,貧困、社會板結築起高牆;《喜帖街》一出,世人的目光投向這條面臨拆遷的老街,惋惜從前的大紅喜鋪終將化為瓦礫。

一曲一詞總關情,只要有心,柴米油鹽皆能成曲。香港林林總總的地名,從離島到郊野,由港島南至新界北,採擷入歌,也如「大珠小珠落玉盤」——誰說人間煙火不動人?

圖片來源:羅大佑專輯《皇后大道東》封面。

樓梯街的實光虛影

港島山多平地少,西北角闢有許多坡道,連接半山與海傍的中、上、西環。寬窄不一,或鋪石階,或通扶手電梯。這一區歷史悠久,隨意走走,到處是故事。舊日好風光盈盈趨前。

其中就有上環樓梯街。直接拿「樓梯」命名,何其理直氣壯,也足見此街之獨一無二,「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樓梯街的年歲與殖民地香港相若,雖幾經改建,如今仍看得到舊式牆垣護欄,鄰近還有文武廟等古跡;再加上石階依山而上,街旁老樓高低錯落,都讓樓梯街成為港產電影青睞的取景地。

看港片的人,大概不止一次與它不期而遇:《流星語》裡張國榮與棄兒明仔就住在附近。明仔爬上樓梯街,學大人樣招呼四鄰,台階長得看不到頭。《歲月神偷》的取景地永利街,也在樓梯街裙帶的老區中。上溯至上世紀五十年代,小說《蘇絲黃的世界》一時洛陽紙貴,「蘇絲黃」幾成西人眼中香港夜生活的代名詞。同名電影裡,男女主角亦總是流連於樓梯街、文武廟一帶。

出鏡太多,難免張冠李戴。許多明明不是在樓梯街拍的電影,也全被算到它名下。老街若是有知,不知是喜是愁。白天的戲尚看得分明,一到夜色籠罩時,觀眾只聽鏡中人腳步沉沉走下石級,卻無奈燈光昏昏難辨四周情形。只因樓梯街是港片常客,便想當然耳認為這台階陡長,必是此君無疑的了。

比如《花樣年華》。著旗袍的張曼玉手提暖瓶,娉娉裊裊走下石階買餛飩。樓梯太窄,她與梁朝偉一次又一次擦肩而過,背景樂仿如心跳。傳說這石階就是樓梯街,然而現實中,此街比電影裡的窄梯寬上數倍,數人並排,糾糾齊行,也屬易事,萬難出現電影中兩人避無可避,只好任憑肩膀膊頭、袖口襟角相觸的曖昧場景。

而在《胭脂扣》裡,如花與十二少殉情,約定轉世後重逢人間。五十多年後,女鬼如花如約而至,在一道斜坡上等待情郎,卻久等無果,黯然神傷。這道同樣常被影迷認作樓梯街的斜坡,實則是西環山道。山道起自半山薄扶林,連通山下的石塘咀。舊香港有「塘西風月」之說,「塘西」即指石塘咀一帶。二十世紀初,此地為香港花事最盛之處。妓寨、酒家多聚於此,笙歌徹夜,直至四五十年代才逐漸凋零,鶯燕飛散。電影裡提及如花是石塘咀「紅人」,因此她與十二少相約在石塘咀重逢,自是情理之中。只是時過境遷,如花故地重遊時,塘西的昔日繁華早就了無痕跡,兩人半世紀前的深情也已「誓言幻作煙雲字」。

時見影迷千里迢迢趕來樓梯街,只為重走男女主角行經之處,左看右看,只覺貨不對版,搖搖頭說「果然還是要晚上來才好,白天半點味道都沒有。」每逢此時,不禁替老街叫聲冤。

當藍眼睛初遇黃風沙

「京城名產」謂之何?烤鴨果脯京白梨兒,恐怕還要外加黃沙二尺半。其實北京鬧風沙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北京屬幽燕,地近荒漠,最早的沙暴記載可上溯到北魏年間。老祖宗們在街上溜躂一圈,一樣會兜個滿身灰,回到家拍拍帽頂衣袖,歎口氣道:「無風三尺土,微雨一街泥。」

民國北平才子一寫天候,筆下也頓時黃沙漫漫。郁達夫和周作人倒是喜歡北平的冬天,屋外灰沙滿地、寒風刺骨,屋裡卻有紅泥小火爐,沒法串門子,正好關上門想問題寫文章。語言學家何容則有些愁苦,說像他這樣的無車一族,出門走個路,風沙颳得睜不開眼;要是閉眼瞎走,又生怕被撞死,真個左右為難。

元明以降,逐漸有藍眼睛的洋人踏入這座東方都城,人數不多,存世的記錄卻不少。17世紀之前來華的西人大多愛甚中國,馬可•波羅的描繪中,北京是瑰麗的元大都汗八里;晚明耶穌會教士利瑪竇筆下,它是整潔有序的明皇城。至於京城風沙,一律隻字不提。

到了17世紀中後期,新鮮出爐的清政府相比起保守的晚明,在外交上明顯更放得開手腳。除了傳教團體外,不少外交使團也來到中國。荷蘭、葡萄牙的船隊揚帆東行,俄國的馬車沿陸路南下,進入大清的都城,謁見彼時年輕的康熙皇帝。漢學家史景遷在《大漢之國》(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一書裡提到的弗朗西斯科•皮蒙特爾(Francisco Pimentel)也在其列。他是一名耶穌會神父,是1670年的葡萄牙訪華使團隨行人員。與前輩們不同,皮蒙特爾神父對北京的印象平平。而關於風沙,他是這麼說的:

「夏天奇熱無比,可更要命的是那些沙塵,又多又綿。我們走在街上,頭髮、鬍子活像磨坊工人被撲了一臉麵粉。」

至於哪來這麼多塵土,他也有自己的解釋,說以前街上都是鋪了石頭的,結果騎馬的韃靼人(指滿族人)一來,要在街上跑馬,中國又沒有馬蹄鐵這玩意兒,沒辦法,就下令把鋪路石都撬了。好吧你看,晴天土雨天泥的。

不過作者史景遷揶揄道,皮蒙特爾之所以下筆不留情,可能是因為葡萄牙使團的外交活動沒取得什麽成果,關稅沒降,葡人在京定居權、貿易保護特權統統沒要到。皇宮裡碰了一鼻子灰,大街上又撲了一臉塵,自然沒啥好話說。

東洋人對於北京風沙,見解有所不同。19世紀最後一年,日本學者內藤湖南來京,時為一名33歲的記者。雖然不大喜歡風沙,但大概是文藝青年慣性使然,他眼裡的北京「灰」得很有個性,甚至不乏美感:「城內的土是灰色的,也跟灰色一樣輕,一放腳就飛揚起來。」又寫:「聽說當強勁的春風越過無邊的原野吹來的時候,天色朦朧,日光血一般地紅。」灰紅相映,沙塵忽然有了些蒼涼古意。

文藝青年內藤湖南

或許可以說,北京的塵土被罵過多少遍,北京的秋天就被讚過多少次。在內藤這兒也不例外。適逢中秋,內藤與友人登崇文門城牆賞月。他寫:「在這個秋高氣爽的日子裡,一向塵土飛揚的空氣也格外的清澄。」他看到京城人家燈火稀疏,透過楊柳閃閃爍爍,護城河映著月光,河邊行人哼著曲子。風景淒涼,令他流淚。

除了辛辣的「憤青」皮蒙特爾和憂鬱的「文青」內藤湖南,另一些人的評論來得更直截了當一點。1936年4月,俄國男低音歌唱家、被稱為「歌神」的夏里亞平(Feodor Chaliapin)到北平開演唱會,臨行有記者問他對北平的感想,他說:「北平一切都好,獨有黃沙有點吃不消。」也難怪,四月正是沙塵暴作威作福之時,沙魔肆虐,歌神也只有敬而遠之了。

(註:內藤湖南幾處原文,均引自《燕山楚水》,中華書局2007年版。)